我的入党时间是1996年12月25日。
个人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党委审核批准前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环节，就是党委指派专人和入党申请人谈话。通过谈话，了解入党申请人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、入党愿望以及今后打算等，提出该同志是否符合共产党员条件，向党委建议是否可以接收其为党员。受学院党委指派，我多次和学生党员谈话，每次必问他们两个问题，一是他的出生年月日，二是他的入党年月日（即支部大会通过他为预备党员的时间）。生日不用说，都记得；能准确说出自己是哪一天入党的学生党员，几乎寥寥无几。一个共产党员，应该时刻牢记上述两个日期，一个是自己母亲给的，一个是党组织给的。
我的入党谈话人是袁坚同志，时任学校（当时学校还是中专）党委委员、副校长。我于1989年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原大庸航空工业学校人事科工作，当时的人事科科长就是袁坚同志，任副校长后，继续分管机关工作，他对我生活关照、学习关怀、工作关心，像他们那批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党员，党性观念强，要求自己严，真正视党员称号为自己生命。他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，我公开场合称他为领导，私下里叫他“师傅”。所以得知是他和我谈话后，我就不那么紧张了，不担心过不了关。我记得谈话大约进行了半个小时，我基本上没有说话，不敢说，怕说错，一直听他讲。他当时讲的大概意思是：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，决定了我们党的阶级基础、纲领、性质和奋斗目标；分析了东欧巨变、前苏联解体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和深刻教训；指出如何辩证看待当时我们党存在的诸如腐败等问题；最后，代表党委要求我不仅在组织上入党，关键是思想上、行动上入党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。当然，他作为领导、长者，也要求我作为机关青年，在政治上要主动要求进步，工作上有作为。袁坚同志的谆谆教诲，至今历历在目，刻骨铭心。
我当时所在的党支部是机关党支部，机关青年人不多，非党员也不多，老同志大部分是党员，对我们非常厚爱。党内政治生活开展经常、严肃、认真，每周三下午政治、业务学习雷打不动。时任机关党支部书记是李宗祥同志，同时兼任保卫处处长。老李是一名老党员、老军人，说话办事干练、果断、干脆，威望高，学校上至领导、下到普通职工都比较尊重他。记得他刚担任机关支部书记不久，有一天主动找我谈心，他说：“小贺，我上下打听了一下，你各方面表现都不错，可为什么不是党员？关键是你不主动向党组织靠拢，思想汇报，特别是书面思想汇报不够，你要改”。有了组织的关心，加上自己本身基础尚可，我每两个月就写一次思想汇报，经常向党支部组织委员张作晓同志，特别是我的培养人翟玉富同志、张泽华同志主动汇报思想，他们也定期找我了解情况，帮助我提高思想觉悟。
1996年12月24日上午，刚上班，张作晓同志代表组织给了我一份入党志愿书，说：今天填完，明天支部大会讨论，要认真。我当时就向领导请假，回家写入党志愿书。打开志愿书，第一页就是入党誓言，大号粗体字。我当时也知道，填写入党志愿书有所谓版本，可是我想写自己的认识，也应该独立写自己的感受，实事求是地向组织汇报自己对党的认识、入党动机和今后的打算。写了改、改了写，整整一天时间。
第二天下午三点，在原机关二楼会议室，召开机关党员大会，讨论党员发展，当时和我一起列为党员发展对象的，还有机关财务处史喜荣同志，会议至今印象深刻。会上，大部分党员同志都是在肯定我们的基础上，主要提出意见和建议，李宗祥同志最后总结归纳，我记得的内容大致如下，对史喜荣同志的建议是：作为主要领导家属（她爱人林荣昌时任学校校长），更应严格要求自己，维护领导形象，不能以领导家属自居；对我的意见建议是：少喝酒、少抽烟、少打牌，加强学习，机关年轻人要主动要求进步，干好人事工作，接好人事工作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当时支部大会上，面对大家批评建议，我丝毫没有感受到任何思想压力，反而觉得特别温暖。平时从来不批评人的同志，比如张泽华，也非常坦诚地指出我们的不足。在此场合中，让我真正感觉到同志们的帮助是无私的、发自内心的、向组织和我个人负责的，充分体现了“团结、紧张，严肃、活泼”当时党内政治生活局面，我非常感动，同时也十分激动，让自己深深觉得离一名共产党员要求，差距很大。
还有一件事，当时袁坚同志找我谈话时，仔细审阅了我的入党志愿书。他认为我的入党志愿几乎全是个人体会和认识，缺乏对党的认识，建议我补上党的性质有关内容。我遵照他的意见，对入党志愿书做了补充，按常规，对党的认识要写在入党志愿的第一段，因为前面不好加，我只好把内容添在最后。至今，我还保留了一个良好习惯，在和学生党员谈话前，只要时间来得及，我都要仔细阅读他们的入党志愿书，都是“师傅”教我的。
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天，1996年12月25日，同时牢记这一天自己许下的誓言:
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
